中华文脉，绵延数千载，于金石碑铭之外，另有一种沉静而厚重的载体，那便是匾额。悬于门楣之上，彰于厅堂之间，以一方之木镌数行之文，以数行之文传千秋之意。它被誉为古建筑的“眼睛”，是一座建筑的“开篇”，领悟了匾额，便是遇见了一座建筑的灵魂。

　　溯其源，可追汉魏门阀之制。彼时名门大族以匾标榜门第、彰显功业，相沿成习。西晋以降，中原士族衣冠南渡，赣南成为客家先民驻足开基的第一站，匾额习俗随之南来，于斯土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宋元以来千余年间，这一习俗遍及城乡，久盛不衰。匾额虽为方寸之地，可观家族兴替；其文虽简约有度，尽载道义之重。它是汉字独有的艺术，是客家人寄托根脉、传承家风、敦宗睦族的雅正之器。故老相传，门楣一匾，可抵万言家训；厅堂一方，能载千秋祖德。

　　走进赣南会昌，但见老宅新居的门楣之上，几乎都嵌着一方精致的长方形匾框，朱底金字或黑底白字，所书或端庄或飘逸，所取或为典故，或为嘉言，各具意趣、各有来处，这便是会昌自北宋太平兴国七年置县以来绵延不绝的挂匾传统。2014年，赣南客家匾额习俗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方水土千年守护的文脉，终于汇入中华文化宝库的璀璨星河。

　　若论匾额文化积淀之深、民间传承之活，不可不提赣南会昌。会昌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赣南客家匾额习俗历史最厚重、存续最完好、特色最鲜明的一方县域。会昌博物馆“百匾堂”内，一百三十余方明、清、民国匾额静默陈列：从明嘉靖年间状元罗洪先题写的“庄溪草堂”匾，到清光绪年间榜眼吴大监题写的“食德扬名”匾，一方方匾额承载着家族的荣誉与期望，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与传承。每一方匾额，都凝固着一个家族的高光时刻，镌刻着一方水土的人文记忆。在会昌，匾额早已不是文人雅士的清赏之物，而是寻常百姓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标识。这一方方木匾，究竟何以涵育一地之乡风？细细想来，其功有三：曰崇文，曰睦族，曰化人。

　　崇文之风，在匾额中最为昭彰。会昌匾额主要有堂匾、功德匾、寿匾三大类。堂匾体形阔大，以长方形居多，突出“某某堂”之标识，昭示一族之根脉源流；功德匾与寿匾则讲究书法、图案、印刻、色彩诸艺交融，美美与共。一方“博士”匾，是对寒门子弟蟾宫折桂的最高嘉许；一方“人文蔚起”匾，是对一族文运昌隆的热切期许；一方“敬老孝亲”匾，是对孝德典范的公开彰表。匾之所书，即心之所向；日积月累，崇文重教、尊贤尚德之风，便如春雨润物，沉淀为客家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会昌民间素来有“无匾不成祠，无匾不传家”之说，此之谓也。

　　睦族之功，在匾额中最为深沉。赣南客家匾额习俗，随中原士族迁徙、聚族而居，渐成规制。南迁而来的世族大姓，为团结宗亲、抵御外侮，各村落建起规模不等的姓氏宗祠，悬匾于内，与祖先牌位、堂号交相辉映。一方匾额悬于祠堂，既是家族荣誉的展示，更是对后昆无声的训导。凡有资格挂匾者，必以德行服众、以才学立身。经官方倡导与乡绅推动，匾额习俗逐步成为乡村自治与教化的重要载体，敦亲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昆、催人向上，于无声处维系着家庭、宗族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化人之深，在匾额仪式中最为感人。客家人挂匾，是一件极其庄严的大事。从资格审定到申匾、定匾，再到游匾、祭匾、挂匾、揭匾、办酒，八道程序环环相扣。游匾之日，队伍浩浩荡荡抬匾游村，鼓乐开道，族人随行；祭匾之时，祠堂内杀牲告祖，香烟缭绕，肃穆非常；揭匾须由族中德高望重者亲行；挂匾又称“钉匾”，匾系长绳，双梯并举，徐徐上升，稳稳悬于祠堂椽上。那一刻，锣鼓、鞭炮、唢呐齐鸣，声震屋瓦，众人肃立，无敢喧哗。每一个环节，都满含对传统的敬畏、对先祖的追怀、对后人的期勉。

　　近年来，会昌县高度重视并推动匾额文化传承，先后在文武坝、白鹅、洞头、筠门岭、站塘等乡镇建起非遗传承基地、传习所、传习点62个，指导民间挂匾活动80余场，参与群众近3万人次。赣南客家匾额习俗传承人肖天长被聘为全县中小学校外辅导员，向广大学生讲述匾额习俗与匾额故事。一方方匾额，把一家一户的门庭文脉，串成了一村一庄的共同记忆；木纹墨迹之间，乡情更浓，乡愁更切，人心更暖。

　　匾额，不只是建筑之装饰，更是精神之载体。它以一方木匾承接千年文脉，以数行文字凝聚万家情怀。于门楣之间涵养文气，于匾额之中涵育乡风。匾在，文脉便在；文脉在，乡风自淳。（欧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