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中国共产党挣脱旧制度的桎梏、冲破旧时代的藩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下了为人民打天下、治国家的惊天壮举，写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初答卷，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总结执政为民实践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中汲取营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苏区创建

　　为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创造条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后，湘、鄂、赣、粤、闽等地酝酿爆发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中国苏维埃运动由此蓬勃开展起来。 

　　党的六大以后，全国苏维埃运动进入大发展阶段。各地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和巩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相继开辟了赣南和闽西苏区。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0年底至1931年秋，中央苏区（亦称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使赣西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根据地——中央苏区。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苏区也得到相当发展。全国各苏区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使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全国各苏区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此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陷于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 

　　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抵达瑞金后，毛泽东等与中央局同志反复商议，最终作出了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的历史性决策。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瑞金地处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保障苏区和红军给养的坚实物质基础；革命基础深厚，没有国民党驻军，地主武装力量较弱；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后，果断纠偏、安定人心，政局趋于稳定。这里是当时敌强我弱条件下建立红色中央政权的理想之地。

　　瑞金建政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建立全国各苏区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由于反“围剿”等原因，“一苏大会”的召开时间先后四次延期，最终定在1931年11月7日。 

　　1931年10月20日，“一苏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指出：“这一大会将成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它将一定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和奠定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德谟克拉西。”

　　11月7日至20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项英致开幕词，指出：“全苏大会是全国工农及英勇红军斗争的结晶，是统一全国的苏维埃运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工农劳动群众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推翻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争取苏维埃新中国胜利而奋斗。”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毛泽东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宪法大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它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就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工农民主专政。

　　《宪法大纲》还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这就是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是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下，苏维埃政权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民主权利。

　　为保证苏区工农群众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政权管理，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等法令。中央苏区开展了三次民主选举。在选举中，中央苏区的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苏维埃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苏区时期的民主选举实践，极大地激发了工农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人民通过选举当家作主掌握自身命运的伟大觉醒。 

　　“一苏大会”结束后，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将大会会堂用木板隔成了若干个小房间，作为临时中央政府“九部一局”的办公场所。每个部连部长在内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一部手摇电话机。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设施简陋、条件艰苦的地方构建起了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坚定了工农群众革命胜利的信心。

　　局部执政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尝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彰显出无限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揭开了党带领人民建设国家政权、创造美好生活的序幕，中央苏区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源头之一。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党领导苏区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创造了苏区生机勃勃的景象，使苏区成为“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决议案还要求党对苏维埃政权的正确关系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而不是包办一切工作。1934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制定《苏区党团组织与工作条例》，对苏维埃政府中党团组织工作作了明确的规定。

　　组织上，探索建立较为完整的地方政权架构体系。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到1935年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全国其他苏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法制上，探索建立职权分明的司法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苏维埃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对法律的需要，有效保障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有序的政治参与。临时中央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

　　经济上，制定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设置专门经济管理机构来建立经济制度，发展苏区经济，规范经济活动。苏区军民在苏维埃政府指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耕者有其田”。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组织获得土地的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生产。毛泽东先后于1933年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1934年“二苏大会”发表关于发展苏区经济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方法的阐述，不仅有效指导了当时的经济建设，也为日后党领导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上，倡导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强迫、买卖和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维护、改善、保障妇女权益；成立专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培养工农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障工农群众生命健康；保障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优待红军家属，并对难民、灾民等进行社会救助；注重提高苏区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建立各级教育管理及运作机构，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

　　苏维埃政府还高度重视廉政建设，探索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坚决惩处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行为，树立起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廉洁政府形象。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中写道：“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总之，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在中央苏区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新型政权的伟大尝试，有力推动了苏区建设与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初心底色与制度基因，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孕育了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党领导的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探索、制度创新实践与为民执政初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源头活水。（陈安 谢晨）